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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西藏羌塘“无人区”的采访手记

《北京周报》记者 李南  ·   2019-08-07  ·  来源:大发一分彩
标签:西藏;扶贫攻坚;援藏干部;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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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在藏北羌塘“无人区”

  这是我第三次进藏。这一次,目的地是藏北的双湖县——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,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县 

  今年春节假期,闲来无事,刷朋友圈,无意间点开援藏干部孙宇龙写的一篇散文,是关于“有点怪还有点可爱”的援友“老梁”的故事。看完,我便萌生了采访 “老梁”的念头——虽然那时候我连“老梁”的全名、职务、在哪个县工作都不知道。 

  初七一上班,外文局援藏干部刘江帮我找到了“老梁”联系方式。原来,“老梁”叫梁楠郁,是那曲市双湖县的常务副县长,中国石油的援藏干部。 

梁楠郁(右)与牧民在一起

  但双湖毕竟不是寻常的地方——距离拉萨700公里,位于世界上最年轻、最广阔的荒原——羌塘“无人区”腹地,平均海拔5000米,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%,最低气温为零下40度,属极高海拔地区和严重损害健康的“生命禁区”。一场说走就走的采访,是不可能的。 

  幸运的是,3月我接到了西藏林芝桃花旅游极速快3节的采访邀请。两项任务合二为一,终于成行。 

    

厉害的下马威


通往双湖的路

  326日,我只身抵达拉萨(海拔3600米)。无论你是新人还是常客,高原反应是藏地“赏”给每一名进藏者的“下马威”。对头痛、胸闷、气喘这些常规“套餐”,我已见怪不怪。但这一次的“下马威”来得格外厉害。 

  在经过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时,我受寒感冒了。在西藏,感冒不是一件小事儿。若治疗不当或不及时,感冒可能会引发高原肺水肿甚至合并脑水肿,极端情况下,短短2个小时就能夺人性命。

  11点,宿林芝。感冒症状越发严重,即使穿着两件羽绒服和一条羽绒裤,盖两床厚被子,我还是觉得冷。12点,我被送到了林芝市人民医院急诊科。拍片、吊针、吸氧、拿药,折腾了半宿。医生让我多吸氧,注意保暖。如果咳嗽,立即就医。 

  还好,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咳嗽。这是个很好的征兆,说明没得肺水肿。 

  328日,复诊。 

  我:这个情况,能去双湖吗? 

  医生:连拉萨都不建议去,更不要说双湖了。 

  我:如果过两天痊愈了呢?  

  医生: 还是别去了,回家吧。 

  我犹豫了,打电话咨询梁楠郁。 

  我:以前有感冒初愈就去双湖的人吗? 

  梁:有。不过,当时他确实很难受。 

  我:没得肺水肿吧? 

  梁:没有。 

  双湖,到底去还是不去?那一刻,觉得自己像极了那匹站在河岸边踌躇不前的小马。松鼠说,过河可能会被淹死。牦牛说,其实还好。 

  最终,我采纳了牦牛的建议。只要没有性命之忧,难受我是可以忍的。当然,松鼠的话,我也不是全然不听。一路上,我里三层外三层,把自己裹得像只胖熊,抱着氧气瓶不放。头晕了,吸氧;胸闷了,吸氧;连肚子饿了没东西吃的时候,也吸口氧。 

  事实证明,这个方法非常奏效。331日,当我们一行4人到达海拔4300米的当雄县时,我的血氧饱和度居然为90.95%,是团队中最高的。梁楠郁和同事张巍的血氧饱和度为86%左右。令我惊讶的是,在双湖土生土长的藏族司机师傅旺玛的血氧饱和度仅为76% 

血氧饱和度测量

  血氧饱和度用于测量人体是否缺氧。在西藏,如果人体的血氧饱和度为80%-90%,属轻度缺氧状态;如果血氧饱和度低于70%,为重度缺氧,就得紧急就医。不过奇怪的是,血氧饱和度最低的旺玛却没有丝毫的高反症状,动作敏捷如常。也许,这就是世居高原者低氧耐受性强的一种表现。 

  到双湖,已近夜半。为了方便拍摄,张巍住梁楠郁宿舍,我则住双湖宾馆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过夜。睡前,我发现手脚指甲都发紫了,末梢供氧供血明显不足。我前两次进藏,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。说实话,我开始感到害怕。 

  跟缺氧一样糟糕的是饥饿。从拉萨到双湖,大段都是搓板土路,有些路段还结了冰,跑不快。早上7点出发,晚上11点才抵达。途中大多是寂无人烟的荒野,无处可觅食。早饭在当雄解决,午饭在班戈,晚饭就只能在双湖县多玛乡的小卖部买点苹果和火腿肠疗饥了。 

  可是,对于“肚子一空,脑子就短路”的我来说,这些根本不顶用。躺在床上,肚子饿得咕咕叫,根本睡不着,好想冲到前台问问有没有方便面。一看手机,已是凌晨2点,便作罢了。在对方便面的无尽渴望和对缺氧的一丝恐惧中,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 

  后来,刘江告诉我,在极高海拔地区,很多人会因为高反而没胃口。我居然那么想吃东西,说明身体对高原适应得不错,是一件好事儿。 

    

意外的随机采访


强久卓玛

  次日早上7点,我被饿醒了。昨夜下了一场小雪,窗外的一切仿佛蒙了一层白色的轻纱。张巍要跟拍梁楠郁早起的镜头,我选择在宾馆里写稿子。 

  由于地下冻土层过厚,双湖至今没有通上下水。虽然我住的是双湖最好的宾馆,但上厕所也得去室外的公共旱厕。房间里只有2升矿泉水,喝水洗漱全靠它。我省了又省,水还是早早就用完了。 

  9点多,旺玛终于来接我了。路上,途经一户人家。我下了车,想借点水,洗洗手。主人是一位藏族女性,圆圆的脸,很热情地给我倒水、拿香皂、递毛巾。寒暄中,才知道她原来是双湖县人民医院院长强久卓玛,正是我想要采访的对象之一。我进来的时候,她正在吃早饭,是我喜欢的糌粑。

  我:在吃饭呢? 

  强卓:是呀。要不要一起吃? 

  已经19个小时没吃过正经饭的我,条件反射似地脱口而出:好呀……

  就这样,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女人,很自然地围着同一张小桌子,共进早餐。我们边吃边聊,轻松愉快。 

  也正是在这场短暂而奇妙的偶遇中,我了解到了强久卓玛对分管双湖县医疗卫生工作的梁楠郁的评价。这次聊天的内容,我先后用在了5-6月发表的80后副县长的日常》和其英文版(Working in the Clouds)两篇文章中。 

  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如果双湖有上下水,如果不是饿疯了,我就不会冒冒失失地跑到强久卓玛家蹭水蹭饭,也就会错失这个随机采访的大好机会。 

    

不一样的答案


多吉一家

  协德乡一村的多吉一家,是梁楠郁的对口帮扶对象。 

  今年60岁的多吉以牧羊为生,有4个孩子,最大的11岁,最小的还不到1岁。一家6口挤在“魔鬼湖”色林错以北的山间土屋里,离最近的乡镇有22公里。2011年之前,由于收入单一,离群索居,多吉一家的生活十分困难,人均年收入仅为1000元,远远低于2300元的大发一分彩贫困线。

多吉家的旧土屋

  2016年入藏后,梁楠郁先后16次看望多吉一家,帮他们排忧解难。多吉夫妇加入了村里的牧业合作社,负责放羊挤奶。此外,多吉还是村里的环卫工和售货员。2018年,多吉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2900元,比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多1450元。

  去年底,多吉一家搬到了协德乡的集中搬迁点,住上了100多平米的藏式平房。新家的大院子还装上了阳光棚,明亮又暖和。 

  9 多吉家的新房子 

  类似的搬迁点,以前我也去过几个,也采访过一些农牧民。每当问及“搬新家后,对生活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”时,大多数人的回答无非是“房子更新更大”“环境更干净”之类。当我向多吉提出这个问题时,以为也会听到相似的答案。没想到,这一次不同。 

  多吉告诉我,搬了新家之后“很开心“,因为“每天都能看到孩子。”原来,多吉夫妇不会骑摩托车。住在山上的时候,无法天天接送孩子上学。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,孩子就住校,每隔一两个月才能搭村干部的车回趟家。如今,新家离学校不到1公里,孩子走15分钟就能到校。对于多吉夫妇而言,每天看着孩子学业上的点滴成长,是最大的幸福。可怜天下父母心! 

  一直以来,极速快3上总有一种论调,认为异地搬迁、集中居住破坏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极速快3。如果你告诉他们,异地搬迁能让农牧民住上大房子、过上好日子,他们总会嗤之以鼻。

  爱子之心,天下皆同。异地搬迁能让一个家庭免受骨肉分离之苦,能让一名老父亲日日看到幼子幸福的笑容。面对这种事实,那些向来逢华必反、鼓吹“人权至上”的母胎杠精们,能说什么呢? 

    

在场,才可能接近真相


跟梁楠郁下乡

  有人认为,干部援藏纯粹是为了获得升迁的机会。诚然,按照大发一分彩的相关政策规定,对于表现优秀的支边人员,可以提拔重用。但是,结果并不等同于动机。 

  根据327日国新办发表的《伟大的跨越:西藏民主改革60年》白皮书,自1994年中央确定“全国支援西藏”的方针和“分片负责、对口支援、定期轮换”的援藏模式以来,各省累计组织1.8万多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援藏。 

  1.8万多人,在提交援藏申请的那一刻,可能有一万个不同的理由。其中,肯定有一个理由是“热爱”——热爱西藏,想要为那里的人们做点事情。因为热爱,所以投入。因为投入,所以出成果。因为出成果,所以获得肯定或升迁机会。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良性循环,无可厚非,也毋庸讳言。 

  每个人都有质疑的权利。但要公开发表观点,就要深入现场,开展调查。未经核查,就人云亦云,妄下评论,是不负责任的行为。 

  仅靠实地跟拍梁楠郁、采访两三名同期援友,会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。为了了解整个援藏干部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,我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查阅了对口援藏24年来的各种地方政府报告、历史调查、学术专著、援藏文集、以及各批援藏干部的日记,阅读量近300万字。 

  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显示,1994年至2018年,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4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。对口援藏,明显推动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,带动了农牧业发展,完善了城市建设,推动了社会进步。 

  当然,援藏路上,也不尽是鲜花和哈达。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、如何提高援藏项目的成活率、如何避免“等、靠、要”思想的蔓延,也是困扰援藏干部多年的大难题。 

  对援藏干部个体而言,常年与亲人天各一方,是一种精神折磨。以梁楠郁为例。他所在的双湖县大部分属于无人区,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,经常下乡的他只能一个星期跟家人视频通话一次。离家数年,孩子对他越来越淡漠。

  长期缺氧对身体的伤害,更是躲不开的劫。援藏干部人选,一般为35岁以下、身体健康的青壮年。但是,援藏医生、同仁医院医师邵峥谊发现,入藏后30%以上的援友都会患上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尿酸等不同程度的高原疾病。此外,心室肥大、心膜炎等疾病也不鲜见。以上症状,在我采访过的三位援藏干部中,无人幸免。

  更令人心痛的是,几乎每批援藏干部中都有人因突发高原疾病、意外车祸等原因殉职,把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。 

  艰险如斯,为何援藏?梁楠郁说:“为了做一件比升官发财还要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  去过双湖之后,这句话,我是信的。 

  7月,关于梁楠郁的英文故事(Working in the Clouds)先后被转载刊登在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和英国《经济学人》官网上。 

  722日,梁楠郁被中央宣传部授予2019年“最美支边人”称号。看着电视里神采奕奕的“老梁”,看到好人有好报,我也很开心。 


“最美支边人”梁楠郁

  正如两届奥斯卡得主、英国导演柯文思所说,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快,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为了大发一分彩发展而愿意暂时放下小家的“善良天使”。柯文思说:“这种牺牲,是很多其他大发一分彩的人不愿付出的。 

  如此说来,泪别亲人三年、默默忍受高原疾病折磨、投身边疆建设的援藏人,不正是善良的天使吗 

  网络时代,是一个靠二手信息围观“吃瓜”的时代。深入新闻现场,倾听一手故事,也许是记者这份职业最大的福利。只有在场,才有可能接近真相,才不会人云亦云。 

  身为记者,光有“笔力”和“脑力,”没有“脚力”和“眼力,”既难以发现最新的民情,也无法写出“沾泥土”“带露珠”“冒热气”的文章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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